5月20日，国家卫计委公布首批药品价格谈判结果，慢性乙肝一线治疗药物替诺福韦酯、非小细胞肺癌靶向治疗药物埃克替尼和吉非替尼，与之前公立医院的采购价格相比，降幅分别达到67%、54%和55%，与周边国家（地区）趋同。
对于67岁的肺癌患者周先生来说，这是个绝好的消息。从广西来到广州一家肿瘤专科医院治疗的周先生，已经服用靶向药物吉非替尼（即易瑞沙）两个多月，因为没有医保报销，每个月光此一项需要花费15000元的药费。降价后，周先生这一项的支出可以减为每月7000元左右。不过，这项“成果”何时能享受到，周先生和家人仍在期盼中。
谈判：让药价降下来
被视为试点的这轮“国家队谈判”持续了半年多。2015年10月，卫生计生等16个部委（局）建立了药品价格谈判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组织专家全面梳理国内专利药品、独家生产药品状况，结合我国重大公共卫生和疾病防治的用药需求，遴选确定首批谈判药品。11月下旬，正式启动首批国家药品价格谈判。
试点开局良好。长期支付着高于国外同类药品价格的患者，将从中获益。资料显示，世界卫生组织和我国最新指南推荐的一线治疗慢性乙肝的口服药物是替诺福韦酯和恩替卡韦。替诺福韦酯属于专利药，谈判之前的月均药品费用约1500元，谈判后的月均药品费用降至约490元。恩替卡韦（已过专利期的原研药）目前月均药品费用约820元。埃克替尼（凯美纳）、吉非替尼（易瑞沙）等是用于肿瘤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敏感突变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分子靶向药物。埃克替尼谈判之前的月均药品费用约12000元，谈判后的月均药品费用降至约5500元。吉非替尼谈判之前的月均药品费用约15000元，谈判后的月均药品费用降至约7000元。
据估算，每年约有20万有肿瘤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敏感突变的患者受益于此次价格谈判，一年节省药费超过150亿元。而全国约3000万慢性乙肝患者中，若一半患者接受治疗，相比谈判之前省下药物费用就达1800亿元。
期待：降价救命药何时到
昂贵的肿瘤治疗药物一直是癌症病人的“心头痛”。事实上，为了减轻病人负担，减少因病致贫、无钱看病的困境，广州医保数年前已经将抗肺癌的靶向药物特罗凯和易瑞沙纳入了门特报销范围。
资料显示，2010年开始，广州试点针对肺癌患者的高价靶向治疗药物医保补偿，在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广东省人民医院和广州医学院附属肿瘤医院三家指定医院，确诊为非小细胞肺癌，并且存在表皮生长因子受体突变，经医生评估标准后患者可享受医保报销。纳入报销的药物包括阿斯利康的易瑞沙（吉非替尼）或者罗氏的特罗凯（厄洛替尼）。这两种药物的售价大约为每片500元人民币，自费治疗每月药费会高达15000元人民币。依照试行方案，广州市政府将承担80%-90%的药费，每月最高可报销15000元人民币，患者自费部分只需1000多元。治疗6个月后，如果治疗有效，符合条件的患者将有资格接受中华慈善基因会的药品捐赠，免费治疗6个月。如果12个月后治疗仍然有效，广州市医保将会继续承担这笔药费。据悉，这一试行方案目前已经扩展到广州10多家医院。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胸外科肺肿瘤外科主任赵健教授指出，肺癌病人常用的靶向药物包括罗氏的特罗凯、阿斯利康的易瑞沙和浙江贝达的凯美纳（埃克替尼）。这三种药物效果相差不大，价格有差别，在临床使用比重各占三分之一。“靶向药物首先要找到靶点，如果没有靶点的病人服用该类药物，有效率不到1%-3%，而在找到靶点的病人身上用药，有效率可达到70%，平均可以延长一年的生命周期。有个别病人已经服药超过6年。”
赵健教授认为，药品价格谈判让后两种药物价格下降超过一半，对于患者来说绝对是个好消息。虽然广州医保此前已将特罗凯和易瑞沙纳入门特报销范围，但不少外地病人无法从中获益。“就我们科室来说，60%都是外地病人。20％-30%的病人因为经济原因吃不起靶向药。”
而有临床医生透露，在服用靶向药的病人中，实际有30%-40%从印度等地购买便宜的仿制药在服用。
对于肺癌患者周先生来说，最期盼的是尽快拿到降价后的“救命药”。不过，从目前趋势看，或许仍需要时间。根据国家卫计委要求，各地要在6月底前完成谈判药品集中挂网。在2016—2017年的采购周期内，不再另行组织谈判议价。鼓励优先采购和使用谈判药品。已经将谈判药品纳入当地医疗保险合规费用范围的地区，要进一步巩固完善医保制度和支付方式；尚未确定的地区，要抓紧做好与相关医保政策衔接；确有困难的地区，可首先从大病保险（重大疾病保障）做起。业内人士认为，能否进医保，将是好事能否落地的关键。
担忧：靶向药物滥用风险
相对于放化疗来说，肺癌靶向药虽然价格昂贵，但毒性反应比较轻。如今通过谈判，价格虽然降下来了，但医生担心的是，靶向药物的滥用问题或许会更加严重。
赵健教授指出，一方面是靶点检测的问题。目前检测费用不能报销，各家机构的检测方法也没有统一，很多患者不愿意做检测，却自行购买靶向药物服用。“肿瘤专科医院的检测率能达到70%-80%，但很多基层医院根本不具备开展基因检测的条件。”另一方面，有的年纪大的肺癌病人，不愿意做穿刺活检，连病情都未能确认，只靠影像学检查结果就选择先吃靶向药。乱用靶向药物，一方面会带来耐药的问题，另一方面，随着药品谈判之后降价和进入医保，也会给医保带来不必要的支出。
有医疗界人士指出，靶向药物主要用于晚期癌症病人，最终难谈治愈，只能延长患者生命一段时间。就非小细胞肺癌来说，预后都非常差，即使使用靶向药物治疗，病人中位生存期也只有一年左右。从卫生经济学角度来考虑，如果把这些钱前置，用于癌症的早期预防和早期发现，效益会更大。而临床医生决策时，也应当谨慎评估什么样的病人适合用这些昂贵的靶向药，做到精准用药。
行业：外资药企告别黄金时代？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轮国家药品价格谈判中，降价后，三种药物价格只是与周边国家（地区）趋同。也就是说，长期以来，中国进口药价远高出国外同类产品的现象将得以改变。
中国社科院2013年发布的《中国药品市场报告》显示，在二级和三级医院市场中，占有率排名前十的企业均以外资或者合资药企为主。财新周刊一篇报道指出，中国临床使用的60-70种专利药以及150-160种专利过期但无仿制的独家药，大多属于外资药企产品。由于缺乏有力竞争，中国进口药价格已经到了畸高的地步，北京大学药学院药事管理与临床药学系一项研究显示，创新药在中国最高零售限价，有三分之一高于国际公开价格。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临床研究部、国家药物临床试验机构主任洪明晃教授认为，国家通过谈判把药品价格降下来，为老百姓出面谋福利，是国家越来越自信的表现。长期以来进口药价格高，跟国产药创新不够、仿制药质量问题有关。另一方面，药品价格高跟税率、流通环节多等也密切相关。
从国家层面来说，通过“价格谈判”，以量换价的方式大幅下调外资药企原研药价格，可以造福百姓；而对于企业来说，愿意用价格换市场，势必存在降价的逻辑，经过各种考量。有业内人士举例，例如浙江贝达药业的埃克替尼（凯美纳）此次降价幅度达到54%，发布价格谈判结果的当天，“贝达药业”出现在证监会IPO预披露的名单中，其招股书显示，公司拟在深交所募资8.48亿元，以推进研发中心设备升级以及新药研发等项目。此外，贝达药业未来也有大量新药即将面市。
国家药品价格谈判机制出台后，是否意味着外资药企在华黄金时代将成过去式，外资企业的新药研发积极性也将遭遇打击？对此，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药品研制和开发行业委员会（RDPAC）沟通部总监左玉增认为，药品价格谈判后，关键还需要看后期的配套政策。降价后的药品是否能顺利进入各地医保目录，是否仍会有“二次议价”可能，医院是否有足够动力去采购这些药物等等，都尚未可知，目前尚不能对未来趋势做轻易的评价。“对于降价药品来说，如果能进医保，销量上去了，销售成本下降了，仍是可以获益的。”而对于企业来说，“目前还跟小马过河一样，企业跟企业之前有差异，产品和产品之间也有差异，产品处于什么样的生命周期，处于怎样的市场竞争地位，都会影响企业在谈判中的决策。”
据悉，除了乙肝和肿瘤用药，未来价格谈判还将心血管用药、儿童用药、中成药和公共卫生用药中的专利药品和独家产品纳入范围，并逐步扩大谈判药品类别和品种数量。而根据GlobalData研究咨询公司公布的数据，到2020年，中国的医药市场价值将从2012年的480亿美元暴涨至3150亿美元——到2020年，中国预期整体消费的1万亿美元中几乎三分之一将是药品的消费。因此，业内人士认为，中国巨大的市场仍具备吸引力。对于外资企业来说，需要调整策略积极回应谈判机制。
南方日报记者 严慧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