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于自南方日报
策划统筹：曾杨滨 尹传忠 巫伟 严慧芳
采写/摄影：南方日报记者 严慧芳
视频提供：广州电视台
患癌是不幸的其中的绝望与恐惧，孤独与无助,没有经历过都不足以言说。如何正确认识癌症、面对癌症、抗击癌症，是摆在全社会面前的一道公共健康难题。
这个夏天，在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的帮助下，我们走访了十余名癌症患者和康复者，坐到他们身边聆听那些悲喜跌宕的故事。他们中，有的已渡尽劫难存活了20多年，有的投身公益以亲身经历鼓舞病友，还有的正躺在医院里为恢复健康奋力抗争。但无一例外，他们，与他们的亲人以及医生一起，以爱的力量相扶相携，书写着平凡而感人的生命传奇。
逆光而行，身后有温暖。
且让我们静下来，听他们的故事……
早上8点，广东省汕尾市陆河县新田镇中新幼儿园门口。57岁的丘秀丽身着素色细格连衣裙，面色红润，迎接着一个又一个孩子的到来。她是这家有着200多名孩子幼儿园的负责人，如果不是她主动谈起，很少有人相信，她曾经是一位肝癌患者，23年前，在鬼门关前走过一遭。
全世界有超过一半的新发肝癌患者在中国，而无论是发病率还是死亡率，肝癌在癌症“黑名单”中都位居前列。发病隐匿是肝癌的特色之一，丘秀丽就是一个例证。
1994年7月，34岁的丘秀丽刚来广州工作不久，出现胃不舒服、不想吃肉、腰部酸痛等症状，她以为只是初来乍到“水土不服”，并没有理会。可一个月下来，丘秀丽瘦了10多斤，“看到啤酒就反胃，腰疼得洗头都困难。”在深圳工作的丈夫叶小萍得知后，力劝妻子去医院做个检查。
1994年，刚来广州不久的丘秀丽拍下这张照片时，还不知道自己的病情。
丘秀丽在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当时名为广州市肿瘤医院）做了B超检查，第二天继续做了“增强CT”，随后医生又安排了核磁共振。大大咧咧的丘秀丽感觉不太对劲，问丈夫，得到的回答是：没事，检查一下放心一点。
丘秀丽不知道的是，丈夫叶小萍的天已经塌了。在深圳的兄弟姐妹们得知病情后也炸开了锅。“巨块性肝癌，右肝肿块超过10厘米。”在那个年代，这几乎等同于死亡判决书。此时，家中上有老下有小，最年幼的儿子才3岁。叶小萍对妻子隐瞒了病情，医生和护士也善意地帮忙“圆谎”，所有人都小心翼翼不提及“癌”这个字眼，告诉她“只是一个小小的血管瘤”。
治疗期间，朋友来探望丘秀丽，当时秀丽还以为自己只是“血管瘤”。
生性乐观的丘秀丽虽然觉察出事情不简单，也乐得糊涂，不追问，不矫正。“我每天没事就去找医生聊天，去其他病房找老乡说话。其他病人都是哀哀戚戚的，我就劝他们，不要老是觉得自己生病没得救，来到这里就要相信医生，把自己的病交给医生。”
直到手术后第五年复诊时，丘秀丽才从主治医生口中得知自己确切的病情。
患癌是不幸的，但生活也有温情的一面，丘秀丽有自己的幸运。
治病要钱，叶小萍把家里所有的积蓄都凑了起来，甚至打算变卖家当。在此关头，丘秀丽的兄弟姐妹纷纷表示“卖房也要医，要卖先卖我们的。”家人想方设法为秀丽筹集齐了治疗费用。
丘秀丽的肝癌已经是晚期，肿瘤超过10厘米，而且靠近血管丰富的第二肝门静脉，无法用手术切除。“勉强切除后复发率也很高，术后一年复发率超过90%。”医生们为丘秀丽设计了先介入治疗缩小肿瘤，再寻求手术切除的方案。
第一次介入治疗惊心动魄。原本预计很快完成的治疗，从早上7时一直持续到下午2时。半麻醉下的丘秀丽，眼看着手术室内医生忙个不停。“为4台手术准备的所有介入导管都用在了我身上，直到用了最后一根，终于成功了。医生们抱在一起欢呼，护士拉着我的手说，你命真大。”
回忆起当时的情形，丘秀丽笑言，当时有个医生一直在旁边鼓励她坚持住，而她也反过来鼓励医生。“医生怕我放弃自己，其实我更怕医生放弃我。当时我就想，一定要配合好（手术），一定可以捱过去。”
手术室的门打开，满身是血的丘秀丽躺在病床上被推出来，在手术室外同样捱了7个小时的丈夫叶小萍和家人朋友一起奔上前，泪水夺眶而出。
第一次介入治疗的效果非常理想，肿瘤缩小到了8厘米。四次介入治疗后，肿瘤离血管位置也远了。1995年2月，丘秀丽接受了肿瘤切除手术。
幸运女神再次站在了手术室中。如今的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院长崔书中当时还是一名主治医生，负责跟进丘秀丽的病情，手术中也负责收尾。在即将关腹缝合的前一刻，他在秀丽的左肝上摸到一个小小的突起，一个直径约1.5厘米的转移灶！
“手术中发现右肝门静脉不出血，说明已经出现了栓塞，也就是说丘秀丽的右肝巨块性肝癌有门静脉转移，而左肝上转移灶的出现，也意味着她的肝癌已经肝内转移。“
以丘秀丽的病情和当时的医疗水平判断，丘秀丽的生存期只有半年到一年。即便是手术，术后复发率也高达50%。转移灶的完全切除至关紧要。为了巩固效果，医生们又在术后为秀丽做了一次介入治疗，并尝试了生物治疗等多种方式。
崔书中院长说，肝病的治疗非常复杂，回过头来看，丘秀丽的治疗方案即使放到今天，也不过时。而丘秀丽能恢复得这么好，20多年没有复发，跟她和她的家属积极配合治疗有很大关系。
欧·亨利的短篇小说《麦琪的礼物》，讲述了一对穷困的年轻夫妇忍痛割爱互赠圣诞礼物的故事，令人垂泪。丘秀丽和她的亲人，也仿如小说的现实版。
秀丽住院治疗时，秀丽的母亲已是糖尿病晚期，尿毒症发作，大家都把秀丽的病情瞒着老母亲。老母亲也不敢把自己的病情告诉女儿，只说希望女儿能去陪陪她。手术后，满怀愧疚的秀丽拖着尚未康复的身体，去陪母亲。母女各睡一张床。“妈妈说，看你身体也不怎么好，怎么整天躺在床上睡觉？”6个月后，母亲撒手西去。每忆及此事，秀丽总会潸然泪下。
而彼时，接近崩溃边缘的还有叶小萍。丈夫瞒着妻子病情，也瞒着家中老人，把所有的压力都自己扛着。崔书中至今印象深刻，有一次看到叶小萍在医院走廊里哭得很厉害，上前询问，才知道当时家中3岁儿子发高烧，家中老人催他回去，这个大男人蜡烛两头烧，却无可奈何。幸亏后来家里的朋友伸出援手把儿子送到当地医院医治 。
其实秀丽隐隐地知道真相，只是不去戳破最后一层纸。手术后一年，身体逐渐恢复的丘秀丽，不顾家人反对，开了一家窗帘店。店名、电话号码登记、财务都用了小叔的名字。“我怀疑自己得的是癌症，会不会突然有一天复发就没命了？”秀丽不愿意让家人知道她的这种担心。她偷偷翻查癌症的资料，心底忧虑，“如果我熬不过五年，一大家子怎么办？”开店赚钱，就是为家人铺好一条谋生的路子。秀丽不顾家人反对，暗自筹划，并不宣之于口。而开店之初，担心女儿身体状况的老父亲，则常常到店里默默陪伴。
直到两年后，秀丽的体力精神逐渐恢复，才慢慢觉得自己应该是活过来了。5年后，秀丽终于放下心来，敞开心扉叫来姐妹们喝茶聊天。
肝癌康复后20多年，秀丽和姐妹们常常组团跳广场舞。
如今，丘秀丽和叶小萍一起经营的幼儿园办得红红火火。夫妻俩吃住都在幼儿园内，忙完一天的工作后，就到幼儿园后面的公园里散散步，或者跳跳广场舞。
“没想到20多年过去了，我还好好活着。”秀丽说，“办幼儿园是我一直的心愿，我喜欢看到孩子们的笑脸，充满生命的活力。医生救了我的命，我要把这份事业坚持下去。”
见到当年的主治医生，秀丽异常高兴，感谢医生给了她第二次生命。
“没有一个医生不想把病治好。好的治疗，需要专业的医生团队，设计科学合理的治疗方案，需要患者正确面对自己的病情，有一个好的心态，也需要患者家属的理解、支持和亲情关爱。”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院长崔书中
